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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者社会-罗教授曾专门提醒学界注意胡适的社会重心说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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蓋使天下常為一統而無外,則由其道而上下相維,君子親賢,小人樂利,長久無極,不復危亂;此其為甚休可願之事,固遠過於富強也。……而今日乃有西國者,天假以舟車之利,闖然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;且挾其千有餘年所爭競磨礱而得之智勇富強以與吾相角;於是吾所謂長治久安者,有儳然不終日之勢矣。(《嚴復集》)

羅爾綱日後成長為著名的史家,想必這種不苟且的精神居功至偉。據胡適後來自稱:

羅爾綱的題目不能成立,因為除非我們能先證明清代士大夫比其他各代都更要「好利」,也比其他各代都更不「好名」。我們又必須進一步證明清代所有或至少多數的「士大夫」都「好利」,而不「好名」。最後我們還得建立「好利」和「好名」的嚴格標準。如果士大夫「好名」、「好利」的現象無代無之,又不能加以量化,那麼這個題目當然是沒有意義的了。(以上均見於羅爾綱:《師門五年記·胡適瑣記(增補本)》,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,2006)

胡適據此闡發道:在那個時代,雖然經過了魏、晉曠達風氣的解放,雖然經過了多少戰禍的摧毀,「士大夫」的階級還沒有完全毀滅,一些名門望族都竭力維持他們的門閥。帝王的威權,外族的壓迫,終不能完全消滅這門閥自衛的階級觀念。門閥的爭存不全靠聲勢的煊赫,子孫的貴盛。他們所倚靠的是那「士大夫風操」,即是那個士大夫階級所用來律己律人的生活典型。(《胡適全集》第4卷,第537頁)

1914年,胡適自己也說:「吾國之舊文明,非不可寶貴也,不適時耳,不適於今日之世界耳。」20年後又對蔣廷黻說:

這不是說胡適是不可批評的,關鍵是批評者視其為研究者還是研究對象。如將胡適視為研究者,鑒於「譬如積薪,後來居上」的道理,其可議處想必不少。即如其批評羅爾綱聽信舊式文人的胡說為例,實則以其本人著述之豐,又何嘗能盡屬鐵案如山的論斷。1932年,胡適作《領袖人才的來源》一文,引用顏之推語如下:

胡適後來還對人說,以不苟且相督導,也是因羅爾綱的天分一般。但古往今來的大量案例表明,學者無論天分高下,稍有不慎便有可能犯錯。余英時說胡適「在討論中國的重建問題時,稍不經意便流露出士大夫的潛意識」,實則讀胡適那一時期論述,可知其並不忌諱坦露其士大夫意識,又何來「潛」意識之說?余先生是史學界不世出的天才,但也不能奢求其筆下處處分毫不差。

胡適的「文字不可輕作」,更多的價值在於其警示性。論斷並非易事,後來研究者自應處處警醒。龔自珍說豪傑輕量京師而致山中之勢重,很可能是一種敏銳的時代觀察,借用這一觀察,或可通向歷史的更深處。但研究者亦須明白這是龔自珍本人的一個表述,至於是他對時代的平情判斷,還是一時的情緒發泄,已難以遽然結論,更不必說其言是否符合史實了。

胡適曾不止一次讚揚羅爾綱不苟且。他在一封信中寫道:「你這種『謹慎勤敏』的行為,就是我所謂『不苟且』。古人所謂『執事敬』,就是這個意思。你有美德,將來一定有成就。」次年又謂:「你的兩段筆記都很好。讀書作文如此矜慎,最可有進步。你能繼續這種精神,——不苟且的精神,無論在什麼地方,都可有大進步。」(兩信均見於《胡適全集》第20卷,第631頁)

原標題: 「文字不可輕作」:在「胡說」與「論斷」之間

羅爾綱接下來胡適羅列了歷朝反例,來證明羅爾綱立論的偏頗。進而教導說:你常作文字,固是好訓練,但文字不可輕作,太輕易了就流為「滑」,流為「苟且」。

余英時的質疑句句切中肯綮,不過胡適未必有如此苛刻的要求。胡適確曾標榜受過實驗主義的訓練,對名詞的使用很講究。但這也僅限於一些有爭議的「新」名詞。如封建主義、現代化等。像產生於清末的「社會」等名詞,他便不再講究,更勿論中國早已有之的「名利」二字。以筆者揣度,此處胡適側重於批評羅爾綱的系統太過整齊。1936年夏,胡適在給這位弟子的信中說過:「凡治史學,一切太整齊的系統,都是形跡可疑的,因為人事從來不會如此容易被裝進一個太整齊的系統里去。」(胡適:《胡適全集》第24卷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3,第298頁)羅爾綱此文的問題恰恰就在於將好名與好利一刀切,實則好名與好利的歷史實態及其流變都不可能那麼一目了然。

簡單說,胡適認為科舉制無法造就現代的領袖人才。而他所謂的社會重心,也正是指一個可以領導中國前進或者至少自存的社會聯合體。羅教授從科舉取士的角度發論,對此胡適已預先作過回答,認為士不是取決於地位,甚至認為恰恰是科舉制扼殺了士大夫。羅教授曾專門提醒學界注意胡適的社會重心說,但他意在論證科舉廢除之弊,而非關心胡適相應的思想世界。經此提示后,社會重心概念頗受後來學界注意,不過胡適本人思想世界中「相異的意義體系」仍待開啟。

實際上,傳統文人學士的表述習慣確實就為研究者設障。朱自清從作詩的角度認為「暗示得從比喻和組織上作工夫,利用讀者聯想的力量」。胡適的學生傅斯年則恰恰批評「中國學者之言,聯想多而思想少,想像多而實驗少,比喻多而推理少」。他舉例說國人好言天無二日國無二王,但日與王豈有關聯?言者無非是「欲明無二王,而又無術以證之」,遂以天有一日作比喻。

舊式文人的「胡說」晚清名臣郭嵩燾曾在日記中勾勒過一個宏大的歷史脈絡,他說:「自漢唐迄今,政教人心,交相為勝,吾總其要曰名利。西漢務利,東漢務名;唐人務利,宋人務名;元人務利,明人務名。」民國年間,羅爾綱受這種論說的啟發,撰文分析清代士大夫好利的由來。其師胡適偶然讀到此文,深不以為然,寫信批評道:

隨後他又提到唐宋的案例以證其說。但以胡適自己的標準來看,僅靠幾份家訓來論證門閥制度對於士大夫風操的作用,無疑也是有問題的。正如胡適和余英時批評羅爾綱一樣,我們也可以質疑,何謂士大夫,風操的標準是什麼,以門閥制度視風操的話是否系統太過整齊等等。其實從這部《顏氏家訓》中便能隨手舉出反例:顏之推所批評的士大夫教子弟「鮮卑語及彈琵琶」,這種趨炎附勢現象也正是門閥制度下發生的史事,又如何能以風操二字囊括?姑且不論顏之推所言算不算舊式文人的胡說,反正胡適引用此說時欠讀者一些分析判斷,故而一不留神也勾勒出一套「整齊的系統」。

傅斯年傅斯年對邏輯的強調,離不開其師胡適的鼓吹。熊十力即提到「適之銳意宣揚,而後青年皆知注重邏輯」。胡適看重西方的邏輯的另一面是反感傳統國人的「苟且」。其小說《差不多先生傳》便是如此立意。他在一次畫展中有感於日本畫家的認真態度,激憤之下竟然向友人發出「中國不亡,是無天理」的牢騷。胡適在治學上更是反覆強調「不苟且」。他到一個學校演講「做學問的方法」時便說:「科學方法只是不苟且,不懶惰,肯虛心的人做學問的方法。說破了不值半文錢,學起來可要畢生的努力。」(《胡適全集》第32卷,第323頁)他在倡勤、謹、和、緩四字訣時又說:「謹即是不苟且,一點一筆不放過,一絲一毫不潦草。舉一例,立一證,下一結論,都不苟且,即謹,即是慎。」(《胡適全集》第24卷,第612頁)無獨有偶,據王奇生教授說:「有一次聽羅志田教授總結其治學方法,他說,其實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,我不過是比人家更加細心,同樣的史料,我可能讀得更加認真、更加細緻。」對照胡適再三致意的「不苟且」的治學主張,可知此言自是出於至誠。

1960年的胡適求全責備,人無完人,學術亦然。拙文所涉諸公皆是各自所處時代的碩學大家,不是一般學者所能望其項背。筆者被其膏澤,仰望尚且不及,豈敢妄加論列。不過誠如嚴復所謂「不欺于古人,無攝於權威」。對舊式文人的「胡說」和新式學者的「論斷」都帶上幾分懷疑精神,便是胡適的「不苟且」和古人的「執事敬」。史家志在探賾索隱與鉤深致遠,所面對的史事和史料又龐雜浩瀚,誤讀誤判在所難免。文字不可輕作,又不可不作,作文字者唯有心存敬畏而已!

這種文章是做不得的。這個題目根本就不能成立。管同、郭嵩燾諸人可以隨口亂道,他們是舊式文人,可以「西漢務利、東漢務名、唐人務利、宋人務名」一類的胡說。我們做新式史學的人,切不可這樣胡亂作概括論斷。

余英時先生後來解釋胡適不與梁漱溟糾結某重大概念時,引用了胡適這段批評,並做出了自己的進一步解釋。他說:

無論蔣先生如何抹殺新事情,眼前的中國已不是「舊社會」一個名詞能包括的了。千不該,萬不該,西洋鬼子打上門來,逼我們鑽進這新世界,強迫我們劃一個新時代。(《胡適全集》第22卷,第31頁)

歷史學的特點是研究者需要不斷地解讀史料,不斷地作出論斷。因此胡適說「偶然一點不留意,偶然鬆懈一點,就會出漏洞,就會鬧笑話」,絲毫也不誇張。

以筆者拙見,研究者不僅要質疑舊式文人的胡說,也要當心新式學者的論斷。余先生曾作《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》一文。平心而論,此文在學術層面不無可議之處。仿照其對羅爾綱的批評,亦可有如下質疑:何謂知識分子?何謂邊緣化?是否建立了中心與邊緣的嚴格標準?有趣的是余先生自己在文章開頭專門申明其看法「未達成熟的地步」,屬「未定之見」,但不少讀者似已照單全收。揆諸近代歷史,有許多反例可以證明知識分子不僅未走向邊緣,反倒長期居於中心地位。曾受教於余先生的羅志田教授便注意到反例的存在,故對此觀點做了重大修正,認為伴隨着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的是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。

新式學者的「論斷」其實胡適引用顏之推這段論說是頗有文化史的敏銳直覺的。說到底,引用古人之說不是原罪,關鍵在於解讀的分寸。在胡適和余英時看來,羅爾綱的問題在於對郭嵩燾的觀點未加辨析,便以之為進一步的立論基礎。尚未證明清代是否好利,便討論好利的原因,不啻把邏輯根基建立在了沙灘上。當今學界在援引文人學士之說以申己論方面,羅志田教授無疑是公認的大師,惠及後學者甚眾。其近年更是先後刊文暢論史學「捕風」「捉影」之術,文中頗推崇民國英年早逝的天才史家劉咸炘。有趣的是,主張「察勢觀風」的劉氏在論著中也曾引用郭嵩燾名利交相勝之論,並贊其「甚確而得要」。(劉咸炘:《推十書》第16冊,第246頁)

值得注意的是,羅志田在論述中借用了胡適「社會重心」概念,且有所揚棄。胡適對科舉制極不以為然,認為科舉製造成平民化,是社會無重心的原因之一。羅教授則以為此說太「隔」、「不切題」。他認為科舉制的廢除恰好使近代中國失去重心,導致國家的持續動亂。兩種看法差異如此之大,是因為二人在「社會重心」概念上的理解有着根本不同。羅教授的「社會重心」指的是士作為四民之首,可以維繫社會的正常運轉。這一點其實胡適是不懷疑的。他在1932年便提到:「例如舊日政治之下,一個科舉制度可以籠罩全國的教育與任官,可以維繫全國士人階級的人心,可以樹立中央與地方的行政關係。」(《胡適全集》第24卷,第127頁)

胡適此說,借用嚴復的一段表述可以看得更清楚。嚴復戊戌年上皇帝書時提到聖人之治理的奧秘在於「求措天下於至安而不復危者,心一而已」。又謂:

我引這兩封信,要說明爾綱做學問的成績是由於他早年養成的不苟且的美德,如果我有什麼幫助他的地方,我不過隨時喚醒他特別注意:這種不苟且的習慣是需要自覺的監督的。偶然一點不留意,偶然鬆懈一點,就會出漏洞,就會鬧笑話。(《胡適全集》第20卷,第631頁)

這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風格偏好問題。呂思勉先生曾撰文論述「文明民族何以反被野蠻民族所征服」。他給出的一個「總括」的回答是:「以風俗論,則野蠻人樸實,而文明人虛偽;以政治論,則野蠻人簡捷,而文明人遲滯。兩者相遇,自然樸實簡捷者勝,虛偽遲滯者敗了。」(《呂思勉論學叢稿》)這一總括若以胡適的理論方法審視,想必也有「系統」太過「整齊」的嫌疑。但以呂思勉對中國歷史非凡的洞察力,此說自不能等閑視之。

吾觀《禮經》,聖人之教,箕帚匕箸,咳唾唯諾,執燭沃盥,皆有節文,亦為至矣。但[《禮經》]既殘缺非復全書,其有所不載,及世事變改者,學達君子自為節度,相承行之。故世號「士大夫風操」。而家門頗有不同,所見互稱長短。然其阡陌亦自可知。(《顏氏家訓 風操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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